K出生当日的《纽约时报》刊登过两则新闻，它们无意间成就了两桩巧合：拳击新闻《塔尼在第11回合击败赫尼，冠*严惩挑战者》——拳击是他处女作的主题；一套写于-年间的拿破仑手稿在波兰伯爵扎莫意斯科的住所图书馆现身，日后，当K试图拍摄（后来夭折了的）《拿破仑》时，它成为了浩如烟海的研究史料的一部分。
成长在纽约布朗克斯区典型中产家庭的K本该继承父业成为一名医生，但他从来不曾在校园体系下闪光。从上小学起就开始经常缺课，K的社会行为评定在A和C-之间徘徊，在个性、是否能与同学和睦相处、是否独立完成作业、是否尊重他人权利、语言表达是否清晰方面均得到过“不尽如人意”的评价，12岁因为成绩太差缺勤太多而被布朗克斯区公立第90学校开除。
其实他从7至13岁都参加了整个纽约区的阅读和智力测试，成绩优秀，但心思却完全不在校园，他似乎很早就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父亲教会了他使用格莱相机和下国际象棋，这两者从此不曾离开过他的生活——在他10年后因接收不到任何制片厂邀约而陷入财*窘境时，他坐到了华盛顿广场和路人下象棋赚钱。
这个被邻里公认“性格孤僻”的少年很快开始走街串巷拍照片。不进糖果店，也不和布朗克斯区的其他男孩子们看球赛，经常出入的场合只有“洛伊天堂”和福特汉姆电影院。
K在多次访谈中提到了早年的电影院经历。一周去2次，看8场“好莱坞的平庸电影”，“最重要的就是认识到很多片子拍得有多差”——当他还不明白如何制作电影时，他就觉得自己不会拍出比那更差的作品。
这种“不务正业”让K在升入塔夫托中学后延续了差劲的学校表现：考勤极差，平均成绩是67分，英语考过不及格，数学课老师报告他喜欢上课跟别人说话，根本不读学校规定的必读书籍等。
虽从未适应过规矩的学校课程，K在艺术领域的爱好和天分却日渐丰满——他报名了纽约艺术学生联盟的儿童艺术班、绘画艺术班，在校管弦乐队里担当鼓手，彩排时脖子上总挂着35mm相机；他是学校摄像俱乐部的成员，不时前往棒球场将镜头对准3、4个孩子拍照，耐心地等待他们做完*脸、专心看球并完全忘记摄像师的存在后捕捉他们的表情。
17岁的摄像师在罗斯福逝世的这一天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机会：在经过纽约的一个报刊亭，K抓拍下了报刊亭老板夹在三份报纸之间的脸，老人托腮凝视下方，表情沉郁哀伤，上下三份报纸的头条分别是《罗斯福去世》、《罗斯福葬礼在明天》和《杜鲁门上台》。这张具有新闻价值的人物特写，被他以25美元的高价卖给了名噪一时的图片摄影杂志《展望》（Look），刊登在年6月26日的一篇两任总统对比图文中，篇幅是其他照片的6倍大，以表现两位总统之间的联系。时任图片部门主管的海伦·奥布莱恩觉得自己发掘了一名摄影天才——他虽然还是个学生，拍起照来技术和艺术家视角兼具，完全像个老手。
另一位启发了K对艺术的热爱的关键人物是英语老师亚伦·特雷斯特。他是个鲜有的、能吸引斯坦利注意力的老师。特雷斯特热爱文学和戏剧，讲课时声情并茂，喜欢一边讲莎士比亚一边指导学生在舞台上表演。K很快为《展望》拍了另一组照片（年4月2日），正是特雷斯特在课堂上拿着《哈姆雷特》的剧本进行演示教学，他在四张照片里演绎的内容包括哈姆雷特抛弃奥菲利亚、赫卡帕的悲痛和王子斥责女人的独白，戏剧性体现得淋漓尽致。
同年，K因为成绩太差申请纽约大学未果，又恰好赶上了《退伍*人权利法案》颁布，二战老兵集体涌入大学，令本来就机会稀薄的K完全挤不进高等学府。他只好报名了夜校，希望均分能得个良好并转入正规学校。《展望》的奥布莱恩在听说他的学业困难后，慷慨为其提供了一个工作机会，让他成为了专职供图的摄影师。
日后回忆起他的17-21岁时，K会觉得自己最幸运的事情便是摆脱了循规蹈矩的教育系统，早早进入了杂志社实践和自主学习。在《展望》工作的四年里，K的观察力、对戏剧感的把握、非传统的视角、对人物情感的捕捉和摄影技术，逐渐为其日后的电影之路埋下铺垫。
在一组《女士买帽》照片中，他用12张连续试帽子的不变角度照片体现了一个连贯的场景；在《猴子如何看待人类》中，他从铁栅栏之内伸出镜头去拍观察猴子的人类。他的镜头里有最真实的纽约：他去牙科诊所、纽约地铁、布朗克斯街头拍照，脖子上挂着相机，开关藏在口袋里控制快门，拍出了把鲜花举在头顶防止它被人群冲散的小伙子，中央车站里睡着的晚礼服女孩，诊所里忍痛的病人，街头向同伴展示新裙子的姑娘；他拍摄名人特写，在卡耐基培训课堂拍卡耐基的太太和课堂听众的表情；作为19岁的年轻人去哥伦比亚大学参与长篇特别报道，为艾森豪威尔拍摄肖像照。他甚至开始导演戏剧场景——让一个姑娘在电影院里向搭讪的人扇耳光，搭讪者虽是K的朋友，但在此前却对女孩的激烈反应一无所知。
《纽约地铁的生活与爱》（)
在K记录着纽约生活的同时，《展望》的同事们成立了一个“培养斯坦利小组”，提醒他别忘了钥匙、眼镜和橡胶鞋。这种对后辈的亲热在杂志上转化成了一句总结性质的夸赞和预言——
“K是一位安静的年轻人，有一双棕色的眼睛，和其他任何有经验的摄影师一样，他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在业余时间尝试学习电影技术，梦想有一天能自己制作纪录片。这个年轻人可以继续忘记带钥匙，但就摄影技术而言，K不需要任何帮助。”
“没有一个电影公司找我，找我做什么的都没有”
K对电影的热情是一个上升曲线。在杂志社工作的四年期间，他什么书都读，依旧常驻影院，把现代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套电影看完了两遍，还是实验独立电影社团“电影16号”的常客。
也许是高中同校好友亚历山大·辛格的决定促使斯坦利和他走上一样的道路：他被辛格安利了俄罗斯电影大师爱森斯坦和法国实验电影，看完《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后回家买下原声唱片疯狂循环配乐（忍无可忍的妹妹芭芭拉后来摔坏了唱片）——这也许是K重视配乐的起点，见证了辛格自绘了张草图想把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搬上银幕，他甚至托《展望》编辑的关系替朋友把剧本送到了米高梅制片人手中（得到的回复是，“对不起，我们十年才做一部史诗，现在在做《暴君焚城录》”）。
K也为辛格的首部短片担当了摄影师，目睹自己的好友完成了从编剧到绘制故事板到调整摄影机摆放位置的每一个过程。辛格回忆道，他预感到K可能会对此不满，但是同伴在看完剧本和故事板后评论，“亚历克斯，这个很棒，你应该自己来完成，你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创作的机会，我要做的只是用摄影知识和技术把每一个画面填满”。
K同样学会了算账。在给包括柯达公司在内的各种设备租借公司打过电话后，他确定想拍出9分钟的短片、购买胶卷租借相机、完全使用原创乐谱，总共只需花费美元，将它卖给辛格打工的“时光流逝”纪录片电台一定不会赔本。
那么是时候行动了。K用四年工作攒下的钱和父亲的资助投入了第一部纪录片的创作。他并未受过任何科班训练，接受的唯一指导来自摄像器材店老板的半小时教学。他扛着35mm发条摄像机拍下了一名中量级拳击手沃尔特·卡蒂尔的故事《搏击之日》，因为没钱请专业人士，一切体力活和片场零碎活全由他一人包办——一人统筹全程的电影制作，这在50年代颇为罕见。
这部拳击纪录片如实地展现了拳击手“上班”的一天，叙事简练干脆，包含不少让人印象深刻的画面，比如手套和拳头之间焦点的变换、凳子腿视角的拍摄、地板上的仰视角、警匪片式的光影效果等。他以3美元完成了电影，美元将之卖给了尚未破产的雷电华，成为了后者《这就是美国》系列的一部分——赚了美元，这对一个新人导演来说完全不是失败。
《搏击之日》（）
雷电华紧接着给了他美元制作另一部纪录片。第二部纪录片体现了K对飞行的热爱（后文会提到，这种热爱充满了让人讶异的矛盾）：他拍摄了一名开着飞机在教区间服务的牧师（《飞行的牧师》）。它贴近生活，并没有什么特别出彩和突破之处，但是帮助斯坦利打磨了拍摄技术，对制作流程更为熟悉。虽然短片最后不赚不赔，但是给予了他更强的信心。K因此辞去了《展望》的工作，决定正式进*电影业。
但是理想中“各大制片厂向年轻有潜力的纪录片导演伸出橄榄枝”的事情并没有出现。“没有一个电影公司找我，找我做什么的都没有”。失去收入来源的K便坐在了华盛顿广场和人下国际象棋，几美分几美分地攒着钱。在意识到不会有公司主动找他拍片后，行动派的那面帮他做出了决定——只有自己制作正式长片才有钱可赚，它们“肯定不会比剧院里看到的差”。
世界将见证这位深知自己应该做什么的导演在掌权后从不妥协、从不关心“规矩”、从不待在舒适区、从不试图讨好观众的艺术道路。
“我用别人赞助我的钱做了正确的事情”
人们后来为K安上了种种酷炫的人设，然而他确实像所有新人一样，走过一个循规蹈矩的路线：先拍出挣钱的电影，靠大制作获取一定的名声，以确立自主创作的基础。
处女作《恐惧与欲望》讲述了一个战斗小队不幸迷失在敌人防线后挣扎逃生的故事，是一部练手之作。它在小范围的若干影院上映，虽然票房失败，但竟被视为艺术电影获得了一些注目和赞许，其中包括《纽约时报》的评论——它认为导演作为摄像师的高超技巧体现在了画面中，“艺术性地捕捉到了死亡、饥饿之人的狼性和兽性，和某个场景里一个可怜青年*人所具备的破坏性的欲望（令他开始笨拙地猥亵被绑在树上的姑娘）”。这令25岁的斯坦利颇为高兴，但也令后期的导演感到尴尬，并不希望这段“黑历史”被泄露。
接下来的《杀手之吻》仍然期望赚钱。不幸的是，这也是他所有作品中最不具代表性的一部。它罕见地由斯坦利本人写作剧本，除了展现地道的纽约下层生活氛围外，受到悬疑动作片的类型束缚，略显俗套，剧情有漏洞，以至于若干年后的导演也恨不得自己从来没拍过它。
《杀手之吻》片场，斯坦利·库布里克和他的35mmEyemo摄像机
摄影：亚历山大·辛格
但是先前的纪录片和两部长片好歹让K成为了一个履历表上有作品、具备一定经验的全能导演。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和辛格的朋友詹姆斯·哈里斯结识。这位有能力出资拍摄长片的朋友，并没有选择成为辛格的制片人——因为辛格还没拍过长片——他看好已经独立完成了两部电影的K。有潜力的年轻导演和制片人相会，这两个狮子座的人共同成立了公司。他们的第一次任务，便是在书店寻找到影片素材后，由哈里斯买下改编版权、两人去找大型制片公司筹资、再由K全程负责电影制作。
根据犯罪小说《一刀两断》改编的《杀戮》（TheKilling）便是这样诞生的。虽有联美公司的20万美元投资（支出总共是33万，除了联美外，两人都拿出了自己的积蓄），请的是专业演员和剧组，走了正规的电影拍摄路径，但它的创作权完全在K的手中，因而也称得上是一部独立电影。K向人们展现了自己在找到好故事、资金相对充足的情况下，正儿八经地创作一部长片会是怎样的结局——《杀戮》是一部制作精良而聪明的犯罪片，《时代》杂志评道，“27岁的导演兼编剧在他的第三部长片中展现了过人的胆识，剧本和影片的摄影都非常棒，他是自好莱坞奥逊·威尔斯之后的又一位伟大的导演。”
一部商业成功又叫好的电影替K铺平了路。时任米高梅总裁多尔·沙里发现了这位青年导演，将公司的图书室和素材库向这对组合敞开，允许他们浏览上百图书条目。也是在此时，斯坦利察觉到了自己并不自由——沙里对他提出的《光荣之路》改编计划不感兴趣；次要选项《锁不住的秘密》暂时获得绿灯，但是合作协议有规定，哈里斯-库布里克制片公司必须在40周内编剧、导演和制片，而就在编剧几近完成时，米高梅高层人事变动，沙里遭到解雇，K和哈里斯也受到波及，米高梅还以“违约”的名义终止了合作，因为他们发现这两个年轻人正在偷偷改编《光荣之路》。这并非什么严重违规行为，但恰好给公司提供了一个理由。
《光荣之路》成为了K的工作重心。他带着剧本来到了曾有合作的联美。后者提出了大明星制度下的“正当”要求：除非重写剧本或是请超级大明星加盟，联美才会考虑投资这部战争片，因为它的敏感题材很可能会使它在法国被禁。幸运的是，K青睐的那位巨星恰巧对此感兴趣——柯克·道格拉斯拥有的布莱恩制片一直在发掘导演新人，道格拉斯看完剧本后表示，虽然他不认为这部电影能赚钱，但“我们必须要拍”。
年，《光荣之路》大获成功，让29岁的K在好莱坞小红了一把，他还得到了为马龙·白兰度编写西部片的机会（《独眼杰克》）。而他的下一部大制作也在3年后到来——由道格拉斯完全掌权的商业史诗巨制《斯巴达克斯》，这位巨星刚刚炒了和他观点分歧的导演安东尼·曼，便想到了让K接手。此间发生了K最不乐意见到的情况：他对电影没有终剪权，片场不由他说了算，除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让影片变得更好，他很多时候只是充当了工匠的角色。
这样的事情再没有发生过。K的下一部电影是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在面对制片方华纳时，他和哈里斯认真研究了合同文本，通过律师告知对方，“在影片的控制权上，这次不能有丝毫妥协”。如果华纳不愿放弃最终决定权（甚至是制定作曲家、摄像师和剪辑师的权力），那么合作可以立刻终止。
《洛丽塔》（）
所以这个计划果然泡汤了，但两人又找到了新的国外发行商（避开了美国的保守公司），并且确定了比好莱坞更便宜的地方进行电影拍摄——英格兰。
这个节点往后，K和两个词再也分不开了：代表绝对控制的终剪权；更省钱的伦敦。这给予了K巨大的自由，“我终于可以拍摄我一见钟情的故事了”。
需要指出的是，K并非是真正游离于体制之外的浪子，他清楚地认识到要想保有话语权应该怎么做。他曾拿国际象棋类比这段旅程：“国际象棋就是类推，它就是那一系列的步骤，你每次走一步，还要针对问题找到平衡它的解决方法，国际象棋需要的就是时间，而电影所需要的是时间和资金”。
拿到资金的方式就是让制作流程陷入一个良性循环——一切由他说了算，他有自信能用别人赞助的钱做出正确的事。
“我不知道我想要什么，但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
年，K逝世的一个礼拜之前，他的最后一部电影《大开眼戒》上映。直至那刻，从影约70年的他只拍摄了13部长片，除去并不由他掌控的《斯巴达克斯》之外，其他作品基本分散于完全不同的领域——当然，他似乎拍摄了四部战争题材电影（《恐惧与欲望》、《光荣之路》、《奇爱博士》和《全金属外壳》），但是没人会用“重复”来形容它们，这个词与K从不沾边，他永远都在探索新的领域。
K热衷文学，电影几乎都由小说改编而成。因为他发现自己无法从经历和生活中写出完全原创的故事。他很大方地承认了这个短板，称创作小说令他敬畏，“那是人类最了不起的一项成就”，而对他而言最困难的事情就是寻找故事，“找到一个好故事就是奇迹般的发现，这比找投资、写剧本、拍电影和剪辑困难多了”。
《闪灵》（）
他的拍片间隔往往很长，原因之一就是很难找到值得改编的小说。在多次访谈中被问及“选故事的标准”时，他都无法给出清晰的答案，唯一的常量是“读书”。要么是从美国订书（他那时长居伦敦），每天读书五小时；要么是走进书店，闭着眼睛从书架上拿出一本书。如果碰上的书他一点都不喜欢，就绝对不会读完，但总有作品会令他一见钟情，看完就下意识地觉得可以搬上银幕。
传统的改编习惯是选择那些情节复杂的作品，K则在《视与听》的一篇评论中写道，“能够拍成一部电影的完美小说是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