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经历了“科技冲击”、一系列的爆料和审查以及国会的审查后，美国民众对于互联网公司的监控与广告推送越发感到不安。对此，互联网公司以部分用户“行为不端”为自己开脱。然而，在回顾了互联网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后，本文作者指出正是政府的宽松政策，以及互联网公司与资本长期以来的配合创造了当下“毫无隐私”的互联网商业环境。本文原载于《波士顿评论》，作者马修·克雷恩（MatthewCrain）是迈阿密大学媒体与传播学副教授。
互联网商业化的竞赛已经迎来了终结，广告成为了最大赢家。如果你是主导全球亿美元的数字广告的几家公司之一的高管或主要股东，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但对其他几乎所有人来说，广告的成功意味着对于个人隐私、自主性和安全的侵蚀，以及对实施权力问责的集体手段的削弱。
这一切的根源在于，该行业的经济成功源于几乎不受限制的、对消费者监控的货币化（monetization）。数字广告技术分布广泛，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少数几家巨头公司控制运行的。这些公司垄断式的市场力量带来了诸多弊端，引发了一波操纵性的传播浪潮，加深了美国最重要的新闻媒体的收入危机。对于硅谷公司的高管或主要股东来说，数字广告一直是一座巨大的金矿；但对于民主社会来说，它无异于火上浇油。
长期隐患与被威胁的数据安全深层次的问题是监控广告：一种基于长期入侵式数据收集的商业模式。监视广告的核心是利用数据去找到更有效的方法来预测和影响人们的行为和态度。当然，广告有着很长的历史，公司、政治家和其他团体一直都对如何了解和影响不同类型的公众很感兴趣。与其说当今互联网上的监控广告制度是一项新发展，不如说是在技术、营销、政治和整个资本主义的交汇处加速了长期存在的社会趋势。
这种加速经过几十年的酝酿。尽管互联网科技公司对公众的广泛审查是近几年才爆发出来的现象，但监控广告在历史上的关键时刻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新技术万维网（WorldWideWeb）从商业边缘的前哨站，转为商业监控的中枢神经系统。套用托马斯·斯特里特（ThomasStreeter）的话，监控广告不是尚未发生的事情，它已经“被完成了”。换句话说，今天支撑互联网完成海量数据收集的基础设施，是25年来技术和政治经济工程的结果。监视广告是由市场营销人员、技术初创企业、投资者和政治家共同创造的，这些人都渴望尽快将网络商业化。通过一轮又一轮的竞争与合作，私营和公共部门的利益引导着数字网络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监测和影响能力，为各种欺骗性的传播行为埋下土壤，并严重破坏了侵入性较低的媒体商业模式。这一时期的遗留问题是：监控能力集中在企业手中，并且使所有数字媒体平台上的消费者监控得以正常化。
关于监控广告的政治和经济根源，成为了关于“互联网公司及其社会影响力”宏大讨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年，随着记者、科技工作者、活动人士和学者调查并公布了一系列硅谷的丑闻，关于监控广告的讨论成为了焦点。在这场后来被称为“技术冲击”（techlash）的事件中，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公司因性别歧视、骇人听闻的劳动条件、松散的数据安全管理、反竞争行为、避税、令人上瘾的产品设计、算法偏见和令人反感的军事合同等争议，面临国际公众的谴责。民意调查机构报告称，“很少有美国人相信大型科技公司会一直做正确的事情”，这让硅谷的公众舆论陷入困境。
在年美国大选之后，脸书公司成为了这场技术冲击的中心。但围绕“剑桥分析”（CambridgeAnalytica）和某些国家虚假信息丑闻的尖刻言论，反映出了更深层次的问题:无处不在的、处于互联网广告商业模式核心的消费者监控失控了。脸书（现在的Meta）、谷歌等公司失去了大量公众好感。当然，这些公司过去也曾面临批评，但这次的技术冲击不同于以往，它催生的不仅仅是对丑闻的一次性谴责。针对这些问题的结构性分析开始成形，分析尤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