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4月15日，第一家为中国广告行业发声的媒体诞生，年，《中国广告》迎来40岁生日，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中国广告》推出“共同见证——庆祝《中国广告》创刊40周年”的大型专题，向中国广告业的过往岁月献上一份厚礼，也为《中国广告》的未来征程吹响号角。
早在年，我刚考上武汉大学广告传播方向的研究生，即与《中国广告》结下了不解之缘，到今年正好是二十年，正值《中国广告》创刊四十周年。我见证了《中国广告》近二十年的快速发展，从体验广告、植入式广告、互动广告到智能代言等十篇论文的发表，《中国广告》也见证并激励了我二十年的广告学术之路。
莫梅锋，湖南大学广告系主任、教授走上广告学术之路实属机缘巧合。我本科学的是经济学专业，毕业实习时去了广东某大厂的营销部，接触到了广告领域当时最前沿的整合营销传播理念。在从小就爱好书画艺术的我面前，打开了一座宝库，至今都让我流连忘返。但在追求学术理想的过程中，有太多的坎坷，如果没有师长和学术平台的不断激励，大多数人会中途放弃。从教十七年，我发现，身边有学术理想的人越来越少。不是因为人们越来越浮躁，而是因为看不到学术的曙光，放眼都是困惑、困难和困境。值得庆幸的是，二十年前正是做学问的好时代，有很多鼓励学术的好平台，特别是《中国广告》。
广告人的共同舞台
到现在我还记得，二十年前我打开《中国广告》的心情，那就是见到老朋友的喜悦之情。每期我都会看到众多虽未曾谋面，但仰慕已久的莫康孙、叶茂中等业界大咖，金定海、何佳讯等学术大家的名字，特别是还会看到章俊、唐哲等众多学长的名字。前者提供的智慧满满的干货让我茅塞顿开，后者于我的刺激和鼓励却更大。武汉大学的学术氛围极好，常常把学界的大师请到校内讲座，也会请毕业的学长现身说法。这些身边的榜样，让作为学术后进的我们心生强烈的看齐心理。尽管当时也有和同学们彻夜打网游的时候，但和同学们谈论更多的却是学术问题。比如，导师课上让我们探讨体验经济对广告的影响，怎么做出像“中国新广告评选”专栏上那样的作品，等等。特别是看到章师姐又在《中国广告》上发表了文章，我们就会讨论她写作背后的故事，琢磨其中的奥妙之处。《中国广告》为每一个广告操盘手提供了展现自我的舞台，也把台下的观众吸引得跃跃欲试，活跃了整个广告学界和业界。
学术新人的激励器
学术之路总是寂苦相伴，太多的迷茫、迷惑和迷失。我是以“双非”生考入武汉大学的。我非常感恩本科时老师们把我们当MBA培养，我也自信对广告有特别的理解，我阅读了众多书籍，但很无奈，无论在校内学习还是校外实习，我都遇到了太多不如意。第一学历方面的不足一直困扰着我，我急需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但机会哪有那么容易获得！就在我几乎就要绝望，就要放弃学术之路的时候，接到了《中国广告》编辑部一位女老师的“你的稿子采用了！”当时的惊喜无法用语言表达，至今在向学生描绘当时的心情时，我还会手舞足蹈，还能感召很多人生发学术理想。但现在其他很多期刊发表文章要看学历、资历和资源，年轻学子的学术热情，很难像当年一样得到及时的鼓励。而得到多次幸运之神眷顾的我，开始一发不可收拾，至今已发表多篇文章，被引用0多次。我不能不感激当年《中国广告》的及时雨，否则我就会与学术失之交臂，相信有不少学术新人和我一样得到过《中国广告》的鼓励。
学术共同体的缔造者
毕业后，我成了一名高校“青椒”，和大家一样，一边面临生活、生存的压力，一边还要坚持学术理想。很多人身不由己，被迫放下了求学时的理想，盲目被动地跟着各种考核与晋升指标走。这时，最需要的是学术共同体的相互勉励、鉴镜和合作。高校围城中，大家一起抱团取暖是难得的路径。我有幸多次参与了《中国广告》编辑部组织的组稿、学术论坛，特别是对著名品牌换标、媒体假收视率等业界重要事件的笔谈，参与了《中国广告》支持的“智能科学与广告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学术会议，通过对同行经验教训的借鉴，对学术前沿的及时跟踪，我得以在转型新媒体研究的同时，不忘初心，始终保持对广告研究的不舍和牵挂。我近年研究的“粉丝”传播、增强媒介、手机沉迷、网络欺凌等还是与广告有着必然关联，实际上就是“粉丝”营销、AR广告、品牌沉迷、品牌霸凌的另一种表达。这样，我得以在心理上不至于人格分裂、认知不协调，在行动上还能展现出超越其他新媒体研究的优势。
一本期刊是启迪智慧、激励创新，还是争核心、进C刊？《中国广告》显然选择了前者，其社会价值和作用，无疑更值得社会尊重和感激！